左亚军（中）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杜晨薇
拿出一支红色外壳的笔，左亚军轻轻旋下它的笔帽，往腰间一比画：“按下这个钮，药就通过一个小针头注射在皮下了，自己在家就能操作。”这是一个非典型的技术科普场景。身为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糖尿病领域首款国产创新药贝那鲁肽注射液（商品名：谊生泰）的研发负责人，左亚军介绍这款药时，没有提及它背后复杂的药理，以及艰难的研发历程，只展示了这支笔的操作方法。
其实要把“谊生泰”做成水针制剂，通过笔式注射器皮下注射给药，个中需要突破诸多技术障碍，也增加了科研转化的难度和风险。“但患者用起来确实方便，也更加舒适。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和价值。”左亚军说。
让患者用上中国新药
“2004年我们开始申报贝那鲁肽注射液的一期临床时，美国同类的生物医药也处在临床阶段。”左亚军清楚记得当时业内一些同行的劝阻，“不知道你们公司怎么想的，（做新药）是想赔钱吗？”
在仿制药完全占据国内市场的当年，绝大多数人对国产创新药是饱含质疑的。这种偏见甚至在近十年仍存在：“药品上市后，每次我去做推广，介绍贝那鲁肽是本土第一个糖尿病领域创新药时，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我不信，你就说你是从海外哪个药厂引进的，这不丢人’。”
制度环境对创新的影响，更让一批科学家饱尝辛酸。贝那鲁肽注射液研发期间，经历了国家几次药政法规变革，几次药典改版。2015年，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全面启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那段时间，左亚军的团队几乎快把全国的铁路、航线跑熟了。“每天都在临床试验涉及的全国各地的医院之间来回跑，解答临床核查人员提出的各种临床试验数据问题。”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同事夏晶说。
更大的压力来自同行的消息。“一批药报上去，查完一轮撤了好几个，查到最后一轮，已经没几个符合要求的新药了，真正的大浪淘沙。”左亚军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一个没怎么参加过比赛的跳高运动员，突然被拉到奥运会的赛场上，告诉你这就是最高标准。“能跳过去的人微乎其微。”
但凭借着过硬的研发基础，谊生泰跳过去了。2016年底，左亚军带领团队完成了谊生泰项目全部研发工作，谊生泰获得国家1类新药证书、生产批文，实现了中国糖尿病领域创新药零的突破，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了中国新药。同时，该药还是全球目前首个且唯一一个氨基酸序列与人源完全一致的GLP-1类药物。
也是在那之后，很多从业者都发现，国产新药的品质和公信力大幅提升了，行业也越来越规范，真正有实力的科研团队，路越走越宽。今天，坐落于浦东新区数以万计的各类医药相关企业，共同形成了一条稳健又高效的产业链条。截至2021年底，仅浦东张江地区就有研发并申报的17个1类新药、15件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市，创造了全国或全球多个“第一”的纪录。
科学家应该有温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口药”似乎就是品质和功效的代名词。如果一个医生给患者提供了国产药和进口药两种选项，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然而基因研究发展到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进口药在有些方面并不一定全然适用于中国人。
以糖尿病为例，欧美患者主要是以餐前血糖高为特点，因此进口药普遍解决的是餐前血糖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糖尿病患者超过80%的人是餐后血糖高，且有超过60%的人合并超重/肥胖。谊生泰出现后，中国人终于有了适合我们自己的药。研究人员发现，糖尿病患者餐前注射该药，能快速降低血糖水平且不易导致低血糖，同时还能控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减轻体重。
左亚军说，原本谊生泰设计的剂型是冻干粉针制剂，使用操作比较复杂，但受制于当时国内的历史条件，注射用药品没有更好的剂型选择。“发现水针制剂对患者来说更有利后，我们立刻决定更改剂型，立项开发GLP-1多剂量水针，以卡式瓶结合注射笔给药。”
开发水针制剂，尤其是疏水性强的活性成分的水针制剂，在当时是一项难题，国内还没有先例。左亚军及其研究团队先后筛选了800多个配方，分析了1万多个样品，总算解决了蛋白药物在液体状态下及多剂量使用情况下难以长期稳定保存的技术难题。
水针制剂开发成功，注射液有了，接下来要配备注射笔。“就是这支笔的笔管，我们在全球都找不到供应商。最后还是咬牙联合国内的厂商自主研发设计，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左亚军说。
临时改换剂型，不光给整个团队带来了更多的技术性难题，也使得后续的上市报批流程更加繁复、时间周期更长，甚至一度面临着项目停滞、血本无归的局面。可对患者来说，“粉”改“水”，就意味着药物更易保存、给药更加简便，更重要的是大大减轻注射时的疼痛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科学或许是冰冷的，但科学家应该是有温度的，应该有慈悲心。”左亚军说。
